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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與整合相融,考據與思辨互補——評王正《詩人氣質研究》的學術理路

來源:《圖書館報》2019年4月26日 版次:17   發布日期:2019-04-28 14:10



《詩人氣質研究》

作者:王正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7月

定價:56.00元


  王正教授的新著 《詩人氣質研究》,是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課題的最終成果, 用他自己的話說, 這是一部歷時最長、 打磨最多的書。 本書的鮮明特色呈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理論術語的界定, 在歷史積淀和學術整合中推陳出新, 體現了開闊的視野和新穎的內涵。


  譬如“氣質” 這一概念, 一般都會引述古希臘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多血質、 黏液質、 膽汁質和抑郁質, 而本書卻將氣質學說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和兩種主要類型: 三個階段分別以希波克拉底的體液配比說、巴甫洛夫的神經類型說和榮格的內傾外傾說為代表, 兩種類型指生理和心理, 并認為榮格理論的出現, 標志著氣質研究從生理甄別真正回歸到心理類型的分析上來。書中還以中國文化的“陰—陽” 二氣與榮格的內傾—外傾理論進行互文性比照, 以彰顯“人格特質—心靈境界” 的氣質特征。 這就超越了體液說的狹隘性, 并對氣質概念作出了涵括全面又獨出機杼的心理學闡釋。 至于“詩人氣質”, 作者認為由詩性的精神趣味和詩意的生存方式構成,詩性指向詩人“童心—藝術” “純真—唯美” 的審美趣味, 詩意指向詩人“原初—渾樸” “神圣—超越” 的獨特生存, 它們共同構成了詩人氣質的唯美品格和玄遠境界。 這樣就從文學審美和文化哲思的角度為“詩人氣質” 提供了一個相對準確和原創獨特的解讀。


  再如對“意象” 的界定。 書中引述了韋勒克、 沃倫 《文學理論》 中龐德的權威定義: “一種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感情的復雜經驗。” 這句話人人會引, 但往往斷章取義, 不知所云。 而作者根據上下文的語境, 認為這代表了詩歌理論兩條線的會聚。 其中一條線是把詩歌與音樂、 繪畫聯系在一起, 與哲學、 科學區別開來, 突出了詩歌的形象性特質; 而另一條線則指出, 詩歌往往再現特異的個別事物, 而不是表現模糊的一般事物, 甚至可以是各種不同事物或觀念的聯合, 它超越了形象的“如畫性”, 以“心靈的眼睛” 去看“內在的” 東西, 屬于詩人獨特的審美感覺。 兩條線的交融, 揭示出“意象” 的本質, 是“形象的生動性” 和“感覺的奇特性” 的結合, 它是獨特審美感覺的形象化表現方式。 這樣的歸納, 就使“意象” 的含義更加精準、 清晰和完整。


  還有“隱喻” (meraphor) 這個復雜的概念。 作者不僅簡要地介紹了亞里士多德的“比較說”、 古羅馬修辭學家昆提連的“替代論”、 新批評理論家瑞恰茲的“互動論”、 利科的“多義說”、 卡西爾的“根隱喻” 和德里達的“元思維” 等相關理論, 梳理了“隱喻” 概念的學術發展脈絡, 而且站在學術前沿, 重點分析了萊考夫和約翰遜合著的 《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 這部公認學術經典的觀點。 這部經典是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對隱喻進行系統研究的開始, 它對“隱喻” 有一個明確的界定: “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另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 隱喻是人類思維的本質, 是人的認知路徑和生存方式,從而超越思維和語言的普通字面意義, 而延伸到“比喻性的、 詩意的、 多彩的、 新奇的” 思想和語言的范疇, 具有鐘擺搖蕩般所生成的模糊、 多義和豐富的意義。 書中還引述美國哲學家梅瑟所言, 在從本體X到喻體Y的指稱過程中, 潛藏著F這一意義領域, 這正是“隱喻的全部效果和目的之所在”。 維柯、 韋勒克等人均認為隱喻指向“詩性邏輯”, 隱喻是建構詩的特殊“世界”、 詩的“神話” 的核心因素。 而在萊考夫和特納合著的 《體驗哲學》 中, 詩歌隱喻是在作為日常生活經驗的概念隱喻(基本隱喻) 和作為詩人個體認識世界的觀念隱喻之間, 所構成的審美經驗結構。它不是簡單的隱喻意義的疊加, 而是幻想和想象合力作用下的奇妙組合。 這樣就既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闡釋了“隱喻” 在日常生活乃至人的生存發展中的本質的意義、 普遍的意義, 又從詩學的審美視角,深度探討了“隱喻” 在詩歌藝術中的特殊美學價值。


  另外, 本書對尼采“酒神” 和“超人” 等概念的真正內涵, 也在綜述學界觀點的基礎上, 予以準確和明晰的界定。


  第二,詩人事件的考據, 在歷史文獻、 口述線索和以詩證史等多維交織中,還原歷史真相, 為我們真正理解詩人的氣度情懷和心靈世界, 提供了事實依據。


  以前大家論及徐志摩的學習, 基本上都是根據他的同學郁達夫的回憶錄, 說他智商高超, “平時那樣的不用功”, 卻能在考試中“得分最高”。 所以, 很多學者據此得出結論: 徐志摩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 他無須勤奮僅憑聰明就能取得優異成績。 書中先引用郁達夫同一篇文章的原話: “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生什么密切一點的關系”, 以證明郁達夫和徐志摩當年屬于短暫同學期間的泛泛之交, 這樣得到的粗淺印象無法作為確鑿的依據。 接著,作者仔細統計了徐志摩 《府中日記》 中的記載, 直接涉及“讀抄英文” 的就有28次, 折射出徐志摩在學習上持之以恒和勤奮“用功” 的實際情形。 為了參加地理小考, 徐志摩連續兩天早起, 又利用晚自習, 集中精力復習迎考, 徐志摩的好成績其實是經歷過一番苦拼的。 雖然徐志摩在《自剖》 中坦陳自己是好動活潑的性格,不屬于安靜呆滯型, 而且的確生性疏懶,但在他的日記中, 卻對“筆懶” 感到內疚, 并感到非常自責。 他提到“茍能攻心于各科學, 少事嬉戲, 則又何患乎”, 以及“光陰一去不復回, 能不悵悵” 等, 明顯是一位“好學少年” 針對自己的另一面——“貪玩少年” 的反思和追悔, 字里行間表達的是勵志向學的意愿。 顯而易見, 徐志摩少年時雖然活潑愛玩, 但尚能把握戲玩的“度”, 并未置學習于不顧。在他的少年性情中, “貪玩” 和“好學”共存。 換言之, 并非像郁達夫所說, 他是“只玩不學得高分”, 而事實是學習和戲玩兩不耽誤, 玩的時候像玩, 學的時候像學, 所以, 徐志摩的學習成績才十分出眾。 這樣根據日記等第一手資料所得出的結論, 顯然比根據郁達夫的模糊記憶所下的斷語, 要可靠一些。 最后, 本書還引述顧炯 《徐志摩傳略》 的話“徐志摩的性格活潑、 俏皮、 隨和, 但學習十分用功”,以及徐志摩 《留美日記》 中“歸家讀書,假寐, 再讀書” 的記錄, 作為佐證, 使結論具有更為充分的文獻支撐。


  同樣, 對徐志摩、 林徽因戀情的考辨, 因八寶箱中 《康橋日記》 的失蹤而變得撲朔迷離。 作者排除了學界捕風捉影的猜測和隱晦莫辨的陳詞, 而是從胡適日記1932年1月22日的記錄中找到了比較明確的線索: “今天日記(指失蹤前 的 《康 橋 日 記》) 到 了 我 的 手 中 ,我匆匆讀了, 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 ”并通過徐、 林兩人的詩歌文本進行“以詩證史” 的詳細考辨, 初步揭開了徐、 林的感情之謎。


  而對徐志摩甘愿放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頭銜, 去英國留學的原因, 學界有“從羅素” 和“從拉斯基” 的觀點分歧。本書多方搜證予以詳辨, 這里不一一贅述, 可貴的是本書找到了一條全新的資料, 令這個問題豁然開朗。 這條新資料就是徐志摩 《留美日記》 11月11日的記載,徐志摩和同學張歆海討論, 共同認為賴師葛 (即拉斯基Harold Laski, 也譯為賴斯基等) 年僅25歲而“聲名鵲起” 很不容易, 但本事“并未如何的出類拔萃”。 可見, 在徐志摩心目中, 拉斯基并非理想的從學對象。 所以徐志摩用一個“混” 字形容自己這次無奈的學業選擇。 而他自述的“從羅素”, 才是他棄美赴英的真正想法。以發現的新資料, 解決遺留的學術難題,足見作者用功之勤和所具備的扎實的考據功夫。


  第三,理論的思考和闡釋, 在問題意識、 理論深度和創新思維上體現學術含量, 努力探索學術研究的新方法新路徑。


  在闡釋拜倫的個體精神氣質時, 本書選取了霍普金斯大學精神病學教授賈米森博士的遺傳學觀點進行討論。 賈米森博士的舉證, 幾乎囊括了拜倫所有的人物傳記、 書信、 日記和談話錄, 以翔實的史料, 專章論述拜倫氣質的遺傳因素, 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但本書在肯定其采用人物傳記研究法, 以及心理醫學與文學藝術的跨學科研究, 所達到的深入和嚴謹的程度的同時, 也提出了質疑: 拜倫祖上的近親結婚, 多次將“血統上的瑕疵” 帶入家族, 于是產生了“邪惡勛爵” “瘋子杰克” 等一系列躁狂抑郁癥患者。 而拜倫母親戈登家族的加入, 更加重了這個家族的“邪惡” 的力量, 那么, 這樣的遺傳基因傳到拜倫身上, 就應該呈現一個惡魔中的惡魔, 而不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和自由的英雄。 拜倫身上的缺陷固然明顯, 但他沒有在家族“邪惡” 的路上愈走愈遠, 反而成為“天才的明燈” 和“絢麗的花冠”。 于是本書進一步追問了這樣一個事實: 同樣是在家族血統的瑕疵的多次滲透下, 為什么有時會誕生“邪惡勛爵” 和“瘋子杰克”, 有時卻誕生一位舉世仰慕的偉大詩人和自由英雄? 導致一個人的“邪惡” 和“詩意”, 僅僅是遺傳基因, 還是具有個人意志、 環境影響和文化浸潤等綜合因素?這樣的追問, 就超越了將拜倫氣質單一地歸因于遺傳說的局限, 而是在遺傳基因的基礎上, 探索拜倫個人意志、 人格力量和文化養成等復雜的深層的動因, 其結論就顯得更加全面和公允。


  而在對詩劇 《曼弗雷德》 的分析中,本書同樣以深度追問和理性思辨, 來彰顯自己的學術沉思。 曼弗雷德的自虐, 源于對愛絲塔蒂的負罪感。 那么, 曼弗雷德到底對愛絲塔蒂犯了什么罪? 曼弗雷德自己一語道破天機: “我們不該那樣愛著, 而卻彼此相愛著。” 原來, 這是一場“亂倫”的愛, 愛絲塔蒂是他的繼妹, 站在世俗的立場, 這樣的行為違反了倫理, 為天地神人所不齒, 所共棄。 這不僅直接導致了愛絲塔蒂的死亡, 又讓曼弗雷德產生了“永失吾愛” 的千古遺恨, 使他成為一個一直生活在陰影中的負罪者。 就在這深重的負罪感和羞恥、 追悔之中, 在愛與亂倫、 道德與情欲、 倫理與個人意志的矛盾沖突之中, 曼弗雷德對固有的人生價值觀產生了深深的質疑和考問。 伴隨著對曼弗雷德困惑與追問的剖析, 本書進一步指出, 在傳統倫理的視野中, “亂倫” 肯定不是“愛” 的至善完美的方式, 相對于人倫之愛, 它是一種畸形和異端的“愛”。 如果人完全由情欲主宰, 必然會導致沉溺于肉體滿足, 而失去理性智慧的引導, 聽憑激情任性泛濫, 那么文明的底線將被突破,社會的危機也將接踵而至。 從這個角度說, “亂倫” 的確是一重罪。 但就生命的實際情形而言, 人的原欲—情欲, 又是人的本性, 是天經地義的。 倫理與情欲, 在一個文明的社會里, 應該渾然一體。 將一種自然的“原欲—愛” 定性為一種“犯罪”, 將天然的原欲, 劃歸與生俱來的原罪, 將相愛的真情, 定性為可恥的不倫之戀, 這樣一種倫理的“劃定”, 難道就是所謂的文明福祉? 兩個人之間的私情之“亂”, 是否一定要被上帝干預并冠以罪名? 人由于自然情欲的沖動而犯錯, 為什么一定是被毀滅被折磨, 而不是被拯救?曼弗雷德的問題, 并非認同“亂倫” 的原始價值, 而是因“亂倫” 的“罪感” 對上帝、 對倫理產生了困惑, “亂倫” 固然是荒誕的, 但對“亂倫” 及其受傷者采取變態式的歧視、 折磨和毀滅, 同樣是荒誕的; 亂倫固然是不道德的, 但將亂倫上升到“罪感” 而將人逼死逼瘋, 難道就是道德的至善完美? 在詩劇中, 曼弗雷德正是以“亂倫” 這樣一種極端的反道德的方式, 向強加于人的傳統倫理價值觀發出了徹底的質疑和挑戰。 在這里, 本書借“亂倫” 這個難題的深度分析, 既還原了詩人拜倫及其文本的思想原味, 又充分彰顯了拜倫精神氣質的獨特魅力和文化價值。 對關鍵問題和難題的深入思辨, 彰顯了本書在開掘思想深度, 以及建立學術新維度上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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