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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寶形”:近代中外關系演變軌跡——讀《簡明中國近代史讀本》

來源:《北京日報》2019年05月06日 版次:16   發布日期:2019-05-07 09:05


《簡明中國近代史讀本》,張海鵬、翟金懿著


  中外關系貫穿中國近代史的始終,并深刻影響近代中國的發展演進。如何看待中國近代史上的中外關系,歷來是中國近代史著作者無法繞開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張海鵬、翟金懿著《簡明中國近代史讀本》 (以下提及此書簡稱《讀本》)以“元寶形”軌跡論述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演進,注意融通20世紀以來幾代馬克思主義史家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并吸納西方史學優秀成果,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看法,為我們唯物、辯證地分析和理解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中外關系提供了諸多啟示。


  中國反應論、中國中心論、人類中心論等西方研究范式,難以動態地考察近代中國中外關系的演變


  近代中外關系是一種互動的關系,這為中外學者所一致認同。但如何解讀這種互動,卻因方法論的不同而存有較大差異。


  近來有學者梳理過去40年英文世界中的近代中外關系史學討論情況,總結出四種研究范式或分析框架,即費正清的西方影響/沖擊-中國反應論、柯文的中國中心論及其后來的“離開中國”論或人類中心論、柯偉林的國際化論或人類中心論,以及強調中外關系的雙邊、多國、跨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前三種范式,或者稱之為西方中心論、中國中心論、人類中心論,反映了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對現實中的國際體系、中美關系和中國自身發展狀況的關注,對于推進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無疑起過重要作用。以柯文的轉向為例,他由關注“中國中心”轉向關注“人類中心”,以探索具有普遍性的歷史書寫模式,盡管其“人類中心”偏重于文化層面,但他不斷探索新的研究范式的努力值得肯定。不過,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范式也有其明顯的缺陷,正如劉大年在1990年所說:“沖擊-回應”公式“完全沒有能夠估計到中國人民的力量”,無法解釋近代中國“在西方世界一致堅決反對的條件下回應為社會主義”的歷史現象;“中國中心觀”強調“中國近代歷史的演變和方向,最后是由中國內部力量所決定”,“無疑地這符合于歷史運動的本質”,但“顯得過于看輕了外部世界的作用,對于外部勢力深入到中國社會內部結構里面發生的毒害影響估計不足”,而且從柯文的研究評述中“完全看不到”“中國民族自身的特點如何”。顯然,確立某一中心的范式往往會偏執一端或一隅,雖然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出接近歷史運動實際的探究,但難以動態地考察近代中國中外關系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不同方面的實際歷史地位和作用。


  近年來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近年來,羅威廉歸納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清史研究中的三個重要修正性轉向,即社會史轉向,“內亞轉向”或文化史轉向,以及基于文化史轉向并受世界史與生態史影響的“歐亞轉向”。這三種轉向與前述美國學界的四種范式或分析框架中的后三種密切相關,即繼西方中心論后,政治史研究不再是中國史研究的唯一重鎮。這樣,就比較容易理解羅威廉的清史研究新著中仍然保留有“西方的沖擊”“中國對帝國主義的回應 (1895-1900) ”之類的標題了。因此,盡管美國學術界對于近代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在研究領域方面不斷拓展,但在其思想內核上或許仍未擺脫西方優越論的束縛。


  講清近代中外關系的互動必須厘清中國所承受的外部壓力與中國內生動力之間的動態復雜關系。中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解說曾經長期堅持“沉淪”說,強調帝國主義侵略、政府腐敗給近代中國社會帶來的嚴重后果,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題。20世紀80年代后又出現了“沉淪”與“上升”同時并存的說法,強調“半資本主義”的存在是一種積極向上的力量,與此相聯系,“現代化范式”越來越受到重視,社會史、文化史、生態史、全球史等領域的研究也漸次成為熱點。近幾年來,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客觀上要求研究者超越范式之爭,從宏觀上對其整體運動進行創新性的研究。


  《讀本》將近代中外關系視為一個整體,以“元寶形”軌跡揭示其運動的階段性和關聯性,展示其嬗變的總體方向


  張海鵬密切關注國內外流行的各種范式,但明確主張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他說:“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軌跡像一個元寶形,開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他不同意“沉淪”與“上升”同時并存的說法,提出“沉淪”的“谷底”在20世紀頭20年,這時“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更加重了”“民不聊生至極點”。從中外關系的角度看,近代中國社會的“元寶形”軌跡實際上就是近代中國由獨立到獨立受損再到獨立的運動軌跡。其中存在兩種不對稱、不同步的力量,一種是外來的“帝國主義侵略”,另一種是中國“人民的覺醒”“革命力量的奮斗”。前者使獨立的中國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嚴重受損,使中國社會發生“沉淪”;后者使中國社會向上發展,進而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魔影,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中國。兩種力量的消長發生在“谷底”之后。


  唯物史觀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要關注宏大的歷史背景,也要解析具體的歷史運動路徑,揭示整體運動中各要素的活動方向與力量對比。《讀本》以政治史為核心研究對象,既注意外部勢力對中國發展施加的影響與中國自身力量發展之間的一般聯系,又指出二者之間不對稱、不同步、不同向的復雜演進特點,突出中國自主發展的曲折歷程。《讀本》將近代中外關系視為一個整體,以“元寶形”軌跡揭示其運動的階段性和關聯性,展示其嬗變的總體方向。在研究方法上,《讀本》不是簡單地使用社會矛盾分析方法,而是采用聯系的、發展的、全面的分析方法,將經濟分析、階級分析、利益分析和價值分析相結合,揭示近代中外雙方各種力量間的長時間動態博弈過程,闡述當下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的歷史依據和時代意義。

  (作者為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報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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