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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地理學“新”在哪里

來源:《光明日報》( 2019年03月23日 09版)   發布日期:2019-03-26 09:39



《文學地理學原理》 梅新林 葛永海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光明書話】

  梅新林、葛永海教授積十余年之功,以創建超越傳統與西方的“新文學地理學”為己任,終于著成近120萬字的文學地理學理論著作——《文學地理學原理》(以下簡稱《原理》),集中體現了國際視野、民族情懷、時代精神與理論創新的有機統一,充分展現了理論探索的原創性、理論邏輯的嚴謹性、理論體系的超越性,堪稱文學地理學理論建構的奠基之作、創新之作、集成之作,標志著中國文學地理學理論建樹的重要突破與走向成熟,對于推進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提出了新的理論命題

  “新文學地理學”之“新”在于提出了新的理論命題。所謂“新文學地理學”,是相對于20世紀40年代以法國奧古斯特·迪布依《法國文學地理學》(1942)與安德烈·費雷《文學地理學》(1946)的相繼出版為標志的西方文學地理學而言的,然而通過對上述兩書的首次全譯可知,由于草創時期的種種局限,這兩部著作皆側重于法國地域——區域文學研究,嚴格地說尚未深度觸及文學地理學的核心理論問題,更沒有完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建構。與此同時,由于兩書一直沒有中譯本出版,因而20世紀后期以來中國本土文學地理學的日趨興盛與學理探索,與上述兩書奠定的西方文學地理學傳統并不存在著直接的學脈承傳關系,這是兩種產生于不同時期、表現為不同形態的文學地理學。所以尤有必要明確提出“新文學地理學”這一全新的理論命題。

  有鑒于此,《原理》基于19世紀“地理學——新地理學”與20世紀“文化地理學——新文化地理學”的歷史經驗,從“地理學——新地理學”“文化地理學——新文化地理學”“文學地理學——新文學地理學”的歷史邏輯走向21世紀文學地理學理論建構的學理邏輯,首次明確提出了“新文學地理學”這一全新的理論命題。正與“新地理學”“新文化地理學”的“新”“舊”之別相通,從“文學地理學”走向“新文學地理學”,同樣并非只是概念的簡單置換,其關鍵在于不同于以往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與文學地理學的理論創新與體系重構。



創建了新的理論體系

  “新文學地理學”之“新”在于創建了新的理論體系。在文學地理學理論思辨之作嚴重滯后與缺乏的背景下,《原理》表現出強烈的學術自覺和使命擔當,以概念界說、學科定位、理論建構與方法創新作為重構“新文學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四大支柱,對于“新文學地理學”的體系創建實有理論奠基之效。

  1.概念界說。鑒于“文學地理學”概念本身的多元性、歧義性與復合性,同時也為了進一步將“文學地理學”的概念界說引向深入,《原理》通觀“文學地理學”概念的時空異同,重點圍繞“文學地理學”概念的歷史變遷、多元復合與整體界說三個維度,然后將“文學地理學”概念體系歸結為文學地理學統率下的地域批評、地理批評、地圖批評以及地理詩學的復合概念系統。

  2.學科定位。文學地理學作為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的新興交叉學科,在學科定位與體系建構上向來存在著互有異同的歧見與論爭。《原理》重點圍繞以下四個層面對此展開論辯:一是學科參照系;二是學科本位論;三是學科譜系論;四是學科邊界論。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學科本位論,《原理》對此簡要歸納為“文學本位論”“地理本位論”以及“文學——地理雙重屬性論”三種代表性觀點,其中“文學本位論”居于主導地位,但“地理本位論”以及“文學——地理雙重屬性論”同樣具有重要價值,彼此可以相互交融與借鑒。

  3.理論建構。理論創新是靈魂,是核心,而衡量理論的價值則在于是否具有原創性與超越性。《原理》借鑒美國著名地理學家杰弗里·馬丁有關地理學所要關注和回答“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樣的?”“它意味著什么?”三個核心問題(《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學思想史》),以及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弗朗科·莫雷蒂所提出的“空間中的文學”與“文學中的空間”的重要概念(《歐洲小說地圖集,1800—1900》),然后根據文學地理學的跨學科性質與特點,最終重構和熔鑄為“版圖復原”“場景還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論,從而完成了契合文學地理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內在需要的理論創新與建構。

  4.方法創新。“文學地理學”既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的新興交叉學科,同時也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原理》鑒于來自地理學界與文學研究界兩大學者群體不同的專業背景與本位立場,以及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與應對策略,簡要歸結為“地→文”范式論與“文→地”范式論的“二元研究法”,正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彼此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可以相互促進、相互借鑒、相互增值。

  在“新文學地理學”理論體系創建的四大支柱之間,“概念界說”重在為其確認“身份”,“學科定位”猶如為其鑄就“骨架”,“理論建構”更是為其注入“靈魂”,則“方法創新”主要為其提供“路徑”,其中“理論建構”又是重中之重所在,也是《原理》統率全書的最為重要的理論建樹。



彰顯了新的理論價值

  “新文學地理學”之“新”在于彰顯了新的理論價值。《原理》以開創屬于中國自己的“新文學地理學”為使命,充分彰顯了從歷史邏輯走向學理邏輯、從接續中西學術傳統走向自我創新的超越性意義,尤其是通過“學理”“學科”與“學派”三重學術指向,為“新文學地理學”后續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與前景。

  一是“學理”層面的理論價值。作為對法國、美國兩大學術中心的借鑒與超越,《原理》努力站到21世紀的學術制高點上,以新的學術視野與思維重新思考文學地理學的諸多焦點問題,并為此提供更富創新意義的理論成果,其核心內容是概念、學科、理論與方法四個層面,亦即創建“新文學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四大支柱,彼此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一同建構起了“新文學地理學”的學術大廈。

  二是“學科”層面的理論價值。通觀20世紀后期以來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發展歷程,大致經歷了60—70年代的開啟先聲、80年代的重新起步、90年代的多元推進以及進入21世紀之后的學科自覺四個歷史階段。《原理》由此聚焦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定位,分別歸結為“文學本位論”“地理本位論”以及“文學—地理雙重屬性論”三種本位論,彼此既有相對獨立存在的理由,當然也就有相互交融耦合的可能。但就學科定位而言,應該逐步脫離母體而走向相對獨立,發展成為一門有機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的新興交叉學科乃至綜合性學科。從“新文學地理學”這一理論命題的提出到學科定位以及理論體系的重構,可以視為對世紀之交本土文學地理學學科自覺的新概括與新超越。

  三是“學派”層面的理論價值。值此中國學術逐步走向世界中心舞臺之際,與建構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學派的時代需要相契合,“新文學地理學”的創建不應局限于“學理”“學科”層面,而應該提升至“學派”的高度加以重新定位,相信《原理》所悉心付出的種種努力,都會不同程度地為“新文學地理學”作為學理、學科與學派作出重要貢獻;也衷心希望通過以《原理》為開端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叢書》這一學術平臺,聚焦重要論題,匯集創新成果,深化學術交流,推進學科建設,最終為創建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文學地理學學派而一同添磚加瓦。在此,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原理》在規劃與確立“新文學地理學”學理邏輯“路線圖”時,由“還原”“重構”“超越”最后歸結于“回歸”,其中包括本土回歸、本位回歸與本原回歸三重意涵,合之為三“本”回歸,其本質意義不僅在于為“新文學地理學”構筑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同時也旨在為開創“新文學地理學”的中國學派拓展更為廣闊的學術空間與前景。

  (作者:詹福瑞,系國家圖書館原館長)



(報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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